弋阳腔音乐属于曲牌体结构，每段唱腔都由一支支曲牌所构成。有的唱腔只用一支曲牌，如果一段唱腔唱词较多，则由一支支不同的曲牌联缀而成。弋阳腔曲牌的组合并没有十分严格的限制，一般采用单曲叠用和多曲联用两种形式。前者为以一支曲牌的反复运用而贯串于一折戏中，如《卖水记·法场生祭》中先后共四次演唱〔驻云飞〕一支曲牌；后者则是把属于同一类的多支曲牌联缀一起用于一折戏中，如《卖金貂·江边会友》中的〔北新水令〕、〔朝天子〕、〔滴溜子〕、〔滚绣球〕、〔意难忘〕、〔叨叨令〕等一套〔新水令〕类曲牌。
    弋阳腔曲牌的内部结构，每支曲牌均由“腔句”与“滚唱”两种不同形态的唱句所构成。“腔句”为带有帮腔的唱句，“滚唱”仅只角色独唱，不加帮腔。每句“腔句”本身亦有所不同，有的先由角色独唱，然后再加入帮腔，有的则为唱句一开始帮腔便加入与角色同唱。凡角色独唱部分，唱调都比较简短，而帮腔的唱调却是节奏大大地伸展和加长。一般的情况下，在一支曲牌中，往往一个“腔句”紧接另一个“腔句”，在曲调上明显地形成呼应的结构，然后再插入“滚唱”。而“滚唱”本身，无论其唱句句数多少，少则两句，多则十几句，在曲调上也总是呈上下句式的反复咏唱，其曲调一般为依字行腔，多为一字一音，节奏非常紧凑①（①见清·李渔《闲情偶寄》：“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每支曲牌由不同的“腔句”与“滚唱”的组合而构成。一般来说，在一支曲牌中，“腔句”往往是较为固定的，而“滚唱”则比较自由、灵活。从每支曲牌的曲体来看，由于插入的“滚唱”唱句多少常有变化，因而形成两种稍有差异的曲牌：一种是腔格固定的正体曲牌，一种是腔格不固定，常常由于加入数量不等的“滚唱”唱句而使曲牌结构突破的变体曲牌。有的曲牌还采用“犯”、“带”、“集”等多种手法，以丰富曲调的色彩。“犯”、“带” 即在一支曲牌中犯用或带过另一支曲牌的一些音调，如《目连戏·孝子卖身》中朱子贵唱的〔梧叶儿犯〕、《目连戏·挑经行路》中傅罗卜唱的〔下山虎〕带〔江儿水〕等；“集”即集曲，是一种摘取几支不同曲牌中的一些音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支新曲牌的手法，如《白鹦哥·潘葛思妻》中潘葛唱的〔江头金桂〕，即是摘取了〔江儿水〕、
〔金蕉叶〕、〔桂枝香〕等数支曲牌中的音调而构成的。
    弋阳腔唱腔音乐的旋法颇有特点，在不少曲牌中，常有许多下四度或上四度的跳进旋律，如            、         、
等，还有一部分五度、八度及八度以上的上行跳进，如：
     、、11︱65︱6165︱6︱11︱65︱6165︱35︱35︱3︱35│6.1│65│3│35│6.1│65│35│23│52│32│12│16│65│1│1│61│6│5│6│6│6│等。由于曲调中常出现这些较大的跳进音程，因而形成一种粗犷、高亢、质朴的音乐风格。在有的曲牌中，偶尔也采用暂转调的手法，如《卖水记·法场生祭》中黄月英唱的变体〔驻云飞〕中的“哎，就说奴前来祭奠，怎奈我父心太亏”等处。
    弋阳腔的演唱形式非常有特色，其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是干唱加帮腔，即“不入管弦”，而以锣鼓相协，加上人声帮腔①。帮腔采用翻高八度的唱法，并常加进与曲调相吻合的“靠腔锣鼓”。传统的帮腔有
“短韵”、“中韵”、“长韵”、“重韵”以及“合头”等。“短韵”帮腔
    即在一个唱句中只帮一、二个字，曲调很短，锣鼓也少；“中韵”帮
    腔为帮一个唱句的半句或一句，曲调较长，有两个以上〔韵锣〕；而“长韵”帮腔则是帮一个唱句以上，曲调很长，且有三个以上〔韵锣〕；“重韵”帮腔为重复帮唱剧中角色的整句唱词，但曲调有所变化；“合头”是一种较特殊的帮腔，一般出现在一个较大的唱段的后面，并常常穿插出现数次，与现今分节歌中的“副歌”颇为近似。“合头”完全由后台帮腔，且常将一句唱词完整地重复一遍，因此曲调非常长，音乐气氛十分热烈。用以为弋阳腔伴奏的锣鼓，构造也独具特色，它形制特别大，如大锣与大钹的直径都在40cm以上，发音浑厚、粗重。此外，还使用一种叫“先锋”的吹管乐器，其由3节构成，长达130cm，常用以监斩场面或传统的起霸之前，发音凄厉，撼人心魄。